1937年的那个初春,F国的阴雨似乎没有尽头,细密的雨丝将窗外那栋灰扑扑的石头建筑切割成一块块模糊的剪影。
十四岁的安已经在这所异国的寄宿学校度过了近三个年头。
安坐在琴房的钢琴前,面前摊开着一本练习曲,这里是雷诺夫人为她争取到的可以自由练琴的小天地,也是她在整个学校里唯一能感到片刻安宁的所在。
但她的指尖却冰凉僵硬,一个音符也弹不下去。
她又听到那些声音了。
雨水敲打着玻璃,单调而连贯的雨声与她耳畔那些日渐清晰的杂音交织在一起,像一把钝锯切割着她脆弱不堪的神经。
门口传来敲击声,雷诺夫人走了进来,脸上带着一种安从未见过的庄重而夹杂着怜悯的神情。
她带来的消息猝不及防地狠狠刺入了安的心脏:母亲去世了。
“……她走得很突然,安。是一场流感引发的并发症,最近这种病带走了很多人。她不想让你担心……”
安静静地听着,没有任何表情,像一尊被抽去灵魂的雕像。
“她一直瞒着我们所有人,直到……直到最后快不行的时候,才托人联系了我。”雷诺夫人的声音艰涩而沉痛。
“她不来看我……也是因为……生病了?”安的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艰难。
雷诺夫人看着她,眼中充满了无尽的疼惜:“是的。她一开始只是轻微的症状,但为了不传染给你,也为了不让你看到她病中的憔悴,她便不再来了。她总说,等你放假了,她的病估计也就好了,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……谁能想到,那病会突然变得那么重……”
这一刻,一种巨大的悔恨感瞬间将安包围了。
母亲……那个在她记忆中形象日益模糊,从格兰特庄园优雅的女主人,到后来依附于继父、眉宇间总是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愁苦与隐忍的妇人……
她想起了她的继父,想起了他身上令人窒息的烟草味。
当时的她不明白为何在失去了父亲和哥哥之后,母亲要选择改嫁给那样的一个男人,为何要将她送到这个冰冷的规矩森严的寄宿学校。
当年被送入这所学校不久后,她的身体像被灌了铅般沉重,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,终日只能困在房间那张小小的床上,任由孤独将她吞噬。
她恨母亲就这样将她抛弃在了这个异国他乡的冰冷牢笼里。
母亲时不时的探望,在她看来更像是一种惺惺作态。
安总是冷淡地回应,甚至多次拒绝见面。
从今年起,母亲来的次数渐渐少了,近几个月,母亲更是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
安认为母亲终于也厌倦了这场作秀和弥补,彻底地忘记了她。
那份被遗弃的怨恨,在她心里生根、发芽,让她变得尖锐而刺人。
然而,死亡却如此突兀地降临了。
那份曾经支撑着安的恨意,未曾说出口的质问,深埋心底的委屈,未曾化解的怨怼,刻意表现出来的冷漠与疏离……都褪色成了永恒的遗憾。
安感到了一阵无边的空虚。
那个她曾经爱过、怨恨过、渴望过关怀的女性,就这样永远地从她的生命中离开了。
几日后,一位神色肃穆的律师带来了母亲的遗物。
除了一份关于庄园财产的遗嘱,便是一封用带着淡雅压花纹路的信纸写就的长信。
“这是夫人临终前写下的。”律师说。
窗外,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,仿佛随时会落下一场冰冷的雨。
安颤抖着指尖展开了那封信。
母亲娟秀的字迹带着一种熟悉的温柔: